编者按：今年是西藏民主改革60周年。连日来，中央媒体围绕60年来西藏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发生的巨大变化，推出了一系列报道。我们从《光明日报》上选择《行走在光明大道上——纪念西藏民主改革60周年》这个主题，编辑成《行走在光明大道上——纪念西藏民主改革60周年》专题，推送如下：

西藏首位法学博士罗桑群培：

愿做法治西藏的一枚铺路石

“赔命价，这个概念现代人可能闻所未闻，然而在我的老家昌都，旧西藏时普遍存在，就是杀人后可以以一定金额赔偿人命，这对绝大多数贫困农奴显然不公平。”西藏首位法学博士、西藏自治区政府法律顾问罗桑群培说，类似这样不公平的土法在西藏延续了数百年之久，真正的法治概念进入西藏只有短短几十年的时间。

拉萨当惹路上，罗桑群培在他的律师事务所办公室里，每天都要阅读大量的卷宗，然后去开庭、辩护。20多年的律师生涯中，他处理过的案件不计其数。这一个个案件的背后，最让他感叹的是西藏法治建设取得的巨大进步，自己因此才有机会将法治理想践行于家乡的每一寸土地。

法治西藏的逐梦者

“今年是西藏民主改革60周年，可以说我的个人成长完全得益于西藏的发展。”1971年，罗桑群培出生在西藏昌都马草坝。由于勤奋好学，1987年，罗桑群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政法专业。在北京上大学期间，他刻苦学习，不仅打下了良好的法律知识基础，也让他对西藏以外的世界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毕业后，罗桑群培被分配到国家单位成为一名公务员，但工作几年后，他辞掉了公职。1995年，罗桑群培与志同道合的律师共同成立了西藏第一家合伙制律师事务所——西藏恒丰律师事务所。

正当律师事务所走上正轨，事业蒸蒸日上之际，罗桑群培却决定去国外留学深造。身边的人认为他这样会错过大把赚钱的机会，罗桑群培却有自己的理由：“随着经济快速发展，西藏有了许多涉外组织，律师事务所也开始涉及涉外投资及法律业务，当时西藏十分缺乏能用外语从事涉外法律业务的律师。”

2002年，罗桑群培远赴美国求学，作为一名访问学者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美国文化和历史。半年后，他收到了美利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进入法学院攻读国际法和国际环境法专业。2004年法学硕士毕业后，尽管很多美国公司向他伸出了橄榄枝，但揣着让西藏百姓人人懂法的梦想，他毫不犹豫地回到了家乡。

“近年来，法治西藏建设步伐不断加快，作为法律顾问，我越发感觉到需要更深入地研究法律。”2009年，罗桑群培考取了中国政法大学的民商法博士，成为西藏第一个法学博士，并与中国政法大学合作成立了一个研究西部法治建设的研究中心，完成了一项关于西藏农牧区法治建设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时代变迁的亲历者

“你别看现在大家一有问题就想到依靠法律来解决，我刚入行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罗桑群培翻开一张张与求助者的合影说，为了给西藏群众普及法律知识，他和团队每年都要深入农牧区、边境一线开展法律宣讲活动。

他回忆，1996年，一个大家族内部深陷资产纷争。为了解决纠纷，他们开始主动寻求法律渠道，找到恒丰律师事务所。但当罗桑群培带领律师去了解情况时，大家族内80多岁的老母亲却坚持不愿意与律师沟通。她连声告诉儿女：“我不想跟这些人谈，这是我们家里的事，不要他们来插手。”然而，如果继续僵化，整个家族都面临着分裂的风险，后来老母亲还是妥协了。

“这个案例，代表了新旧观念在西藏社会的裂变，也代表了西藏法治的时代变迁。我有幸成为这种变迁的亲历者。”罗桑群培说，刚刚成立律师事务所时，只有一些企业需要法律顾问，后来逐渐扩大到政府和各级行政部门。随着社会不断进步，老百姓的法律意识逐渐提高，法治文明也在西藏慢慢形成、发展。

为了能够更好地发挥普法宣传作用，2006年，罗桑群培建起西藏法律图书信息中心，这也是西藏首家法律公共图书中心。这个位于西藏图书馆内的法律图书信息中心共收藏法律学术书籍、法律专著、法律教科书、实务书籍、法学期刊等6000余册。

为使律师更好地做到参政议政促进依法治藏进程，罗桑群培提出多项法治提案，积极建言地方立法，负责政府多项招商引资和投资项目的法律把关工作。“现在国家大力倡导依法治国，西藏也不能落后。我愿意做法治西藏的一枚铺路石。”罗桑群培说。

作者：本报记者 尕玛多吉

来源：2019年1月9日光明日报【行走在光明大道上——纪念西藏民主改革60周年】

“化茧成蝶”：西藏山南次麦村的嬗变

这是一个偏僻的村落。从山南洛扎县城往东南方向出发，在高山峡谷中驱车半个小时，就到了次麦。成群的牛羊爬满山坡，村头几个妇女收拾着今年丰收的青稞，河边的养殖场，数百只藏鸡围着喂食的藏族小姑娘……小村庄充满了生活和劳作的乐趣。

然而，据村干部介绍，20年前，当周边村子日子越过越红火时，次麦村村民依旧住在破落的房屋里、村民好吃懒做、酗酒打架、偷摸猖獗甚至拦路抢劫，村头成天聚集着一群超龄没入学的孩子，绝大部分村民生活靠救济，“穷、乱、差”是次麦村最大的特色。

转观念换天地

在村口一栋两层藏式楼房里，次仁旺堆热情地招呼着客人，60岁的他皮肤黝黑。15年前，作为次麦村首届居委会主任，他带领居委会班子成员解放思想、大胆改革，为全村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当时，很多家庭吃了上顿愁下顿，可以说是一贫如洗。”次仁旺堆还记得刚上任时，村委会账上集体收入仅有500元。如何挖掉“穷根”，让群众尽快富起来是村居委会班子的头等大事。但让习惯游手好闲又不懂生产的村民转变观念可不是件易事。于是，次仁旺堆率领党员干部挨家挨户苦口婆心地劝说。

部分村民在劝说后有了转变，但个别“钉子户”不为所动。村委会决定，每名党员负责一户，每个村干部负责几户，居委会书记和主任则“绑上”最难管理的几户，拉着他们下地、出工、干活，手把手地教他们种地、放牧，在潜移默化中灌输勤劳致富的思想。渐渐地，村民们手里就有了一些粮食和现金，生活得到了改善。

“农牧业生产解决了温饱问题，想致富还是要靠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村居委会班子经过多次讨论达成共识，决定利用村子周围丰富的花岗岩资源作为突破口。2000年，次麦居委会向镇政府借款3500元，自筹资金1000元，购买了钢钎、铁锤等工具，挑选了十几个精明能干的年轻人，跟着聘请来的汉族石匠师傅学习选石、画线、开石技术。

　在次仁旺堆等村党员干部的带动下，习惯于“穷、懒、散”的次麦村村民观念终于彻底转变，全村历史性地打破传统农牧业，成立了首个石材厂。当年全村仅开采石材一项就创收4万多元，除去偿还借款和支付工资外，居委会集体收入2.3万多元。

多元发展增收致富

石材厂的成功，让次仁旺堆看到了经济多元化发展的前景。但次麦村总共只有68户221人，要开辟更多的致富渠道，就必须从传统产业解放更多的生产力。

居委会商讨决定走联户增收的道路，把47名妇女劳动力组成6个农业合作小组，专门负责全村309亩耕地，耕种和收获季节组员之间开展互助；把全村牲畜按照牛、羊进行分类，成立了4个牧业小组共15人进行专门管理。

有了更多的剩余劳力，次麦村组建了农牧民施工队，还先后贷款、集资15万元，购买了两辆东风汽车，外出承包一些小型工程。凭借着良好的信誉，次麦居委会“顿珠农牧民施工队”成为洛扎县响当当的劳务品牌。2004年，利用洛扎县二级电站建设的大好时机，次麦村积极组织劳动力参与电站建设，当年次麦劳务输出纯收入达33万余元。2006年，国家在西藏建设安居工程，花岗岩需求量大增，次麦村从银行贷款34万元、争取国家资金54万元，组建了花岗岩采石加工厂； 2009年3月，次麦利用无息贷款50万元，投资281万元筹建了洛扎第一个砂石料加工厂。

受次麦发展模式的影响，周边的村落纷纷效仿，一时间采石场、施工队、砂石场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

“砂石场竞争激烈，市场趋于饱和，而我们次麦又不具备交通优势。”次仁旺堆率先想到了经济发展转型，次麦村开始将发展重心向特色养殖转移。2010年，总投资30万元的次麦藏鸡、藏猪养殖基地得以建设。后来又争取援藏资金300万元，扩建了规模化养鸡场，到目前，共养有藏鸡6000多只，藏鸡蛋源源不断供应市场。

近年来，次麦居委会用好优惠政策，用活资金支持，抓住市场变化，集体经济迅速壮大。目前，以砂石加工、劳务输出、特色养殖等为主体的次麦集体经济发展已形成一定规模，村集体经济收入已达到1000多万元。

人人做“股东”分享发展红利

集体经济雪球越滚越大，而次麦居委会一班人始终没有忘记发展集体经济的初衷。“集体经济是全村村民的，就应该让群众共建共享、共同受益。”次麦居委会一班人这样想的，同时也是这样做。

次麦人积极吸纳村民入股。目前，村民入股施工队157.5万元，每户平均入股达2.5万元；在砂石料加工厂组建中，群众自筹资金130.63万元，全村60人参加；为防止贫富差距过大，居委会规定，每户村民入股份额最多不能超过5万元。

对于集体经济利润分配比例和用途，次麦人也列出了详细账单：30%的利润，给入股农户分配股息和红利；25%的利润，用于居委会维修水渠、公路、人饮、村容村貌整治等基础设施建设；15%的利润，作为施工队和砂石场等经济实体扩大经营的储备基金；25%的利润，作为施工队和砂石场等的流动资金；5%的利润，作为贫困户扶持资金，主要用于当地贫困户学生就读于高等院校的助学基金和生活、医疗等救助资金。

现在，次麦群众大多都在村里的经济实体里工作，拿到丰厚工资的同时，他们又都是村经济实体的“股东”，到了年终都能拿到分红。

在让广大村民受益的同时，居委会更加关注困难弱势群众，让他们共享发展成果。居委会党员干部带头启动“扶贫安居工程”、小康房屋工程，先后共筹集资金75000元，为居委会5个贫困户建房25间500多平方米，使20余名贫困群众全部搬进了新居。

村民曲扎家庭十分困难，一家4口多年挤在不足10平方米的小石屋里生活。居委会给他家修了5间近100平方米的新房子。“感谢党！让我住上了宽敞明亮的新居。”搬进新家的那天，他早早来到居委会，一连给居委会大门系上了3条哈达。

如今的次麦，居民们比发展、比和谐，帮后进、赶先进，形成了你追我赶、奋勇争先的好局面。20年的发展，次麦村从游民村变成了富裕村，全村农牧民年人均纯收入从1999年的782元激增到现在的上万元。一个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村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正在雪域高原上绽放。

作者：本报记者 尕玛多吉

来源：2019年1月16日光明日报【行走在光明大道上——纪念西藏民主改革60周年】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

    ——西藏教育实现再跨越

在刚刚结束的西藏自治区十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关于西藏教育的一组信息再次引人注目：全区74县（区）全面完成普及九年义务教育，62个县（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通过国家认定，率先在全国实现学前教育、城乡义务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15年免费教育，形成涵盖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特殊教育的现代化教育体系。西藏民主改革60年来，西藏教育事业从没有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学校到“有学上”再到“上好学”，开启了又一次历史性的跨越。

学校，成为最美丽的风景

“学校有多媒体互动阅览室、有互联网远程教学平台，在这里还可以与内地的老师和小朋友交流学习！”在那曲市色尼区完小学生次仁眼中，在学校的学习生活充满了乐趣。那曲色尼区完小建于1983年，建校之初，教学设施严重不足。近十年来，学校兴建了综合楼、教工宿舍楼、办公楼，教学条件大为改观。

“那曲市，是西藏最为苦寒的地区之一，色尼区完小的变化，是西藏教育事业发展的一个缩影。”西藏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陆世成说，几十年间，西藏通过财政投入、教育援藏、社会援助等途径，不断加大经费投入力度，强化教学楼、学生宿舍、运动场馆等基础设施建设，为全区教育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硬件”保障。

统计显示，1951年至2000年，西藏教育财政投入累计为61.23亿元，2001年至2010年教育财政投入累计为346.07亿元，2011年至2015年教育财政投入累计达到633.9亿元，教育投入成倍增长极大地推动了西藏教育现代化的步伐。

在1951年和平解放前，西藏没有一所现代意义的学校，适龄儿童入学率不到2%，文盲率高达95%。陆世成说，近年来，西藏把教育作为第一民生工程来抓，到目前，全自治区拥有各级各类学校2200所，教学点191个，其中普通高等院校7所，各级各类学校不仅为西藏培养了大批人才，还成了当地一道道亮丽的风景。

在家门口办起“内地西藏班”

1985年，国家在上海等省市开办内地西藏班，一大批西藏学生为了接受好的教育而离开家乡。如今，不少西藏学生不再从小远离父母，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和内地西藏班一样的优质教学。

一排排藏式风格浓郁的教学楼，整齐地坐落在拉萨河畔，学生宿舍宽敞明亮，盥洗室、淋浴室干净整洁，风雨操场、塑胶跑道、篮球场上人头攒动。由北京、江苏分别投资2亿多元援建的拉萨北京实验中学和拉萨江苏实验中学，被西藏人称为“家门口的内地西藏班”，学校分别从北京、江苏选派优秀的管理团队和优秀教师，让西藏学生在家门口享受和内地学生同等的优质教育。

“我的大女儿前些年起早贪黑学习，终于考上了内地西藏班。小儿子小升初时，全家一致决定让他报考拉萨江苏实验中学。”拉萨市民曲英拉姆说，过去西藏的教育条件比较落后，尽管舍不得，但为了好的教育，大家都支持孩子到内地上学。“现在，内地的优秀教师来到了拉萨，我们享受到了与内地同样的教育资源！”

为帮助教学资源相对不足的西藏培养人才，国家采取异地办学的方式，在内地省份开办西藏班，为藏族孩子提供免费教育。1985年，第一批西藏小学毕业生到内地学习。目前，至少有21个省市31所中学办有西藏班，累计为西藏培养输送各类中专以上人才4万余人，但录取率仅约为10％，远远满足不了西藏学生的需求。

拉萨北京实验中学和拉萨江苏实验中学正是为解决这一问题而实施的教育援藏新模式。拉萨江苏实验中学从校长、教务主任、教研主任以及50余名任课教师都来自教育发达的江苏，拥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和先进的教学实践，部分教学设备的配置甚至比江苏多数学校还先进。

拉萨市副市长计明南加说：“把优质的教育资源搬到西藏，让更多的西藏学生在家门口享受到先进的现代化教育，必将加快西藏教育的发展。”

“组团式”教育援藏助推西藏教育高质发展

坐落于尼洋河畔的林芝二高是“组团式”教育援藏受援学校之一，2016年秋季开学之际，林芝二高迎来了首批16名“组团式”教育援藏教师。他们来自清华大学附中、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南开大学附中、天津大学附中和西南大学附中，为学校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不仅如此，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林芝二高援藏团成功组织了两届“组团式”教育援藏教育部直属高校附中与林芝市受援学校之间的教育教学交流研讨会。清华附中校长助理、援藏教师领队罗宗勇认为，“组团式”教育援藏将帮助林芝二高整体提升教育教学内涵式发展水平。

西藏自治区教育厅原厅长杜建功说，“组团式”教育援藏是新时期教育援藏模式的重大创新，全面提升了西藏的教育教学水平和质量，激发了西藏教育的内部活力。这项工作2016年4月启动以来，截至2017年底，全国17个省市在基础设施建设、人才队伍建设、教育教学质量等方面对口支援西藏自治区7个市地，实现全区74个县全覆盖，落实援助资金12.74亿元，派出援藏人才5400人次。

“我们从自身特点和资源出发，利用北京对口援助这一优厚条件实现教育资源共享，效果非常好。学校也逐步从一所普通高中成为‘家喻户晓’的品牌学校。”拉萨北京实验中学校长赵隆颢说，近两年高考中，学校上线率达90%以上，一本录取率达25%，创造了办学以来最好成绩。

作者：本报记者 尕玛多吉

来源：2019年1月24日光明日报【行走在光明大道上——纪念西藏民主改革60周年】

拿起热巴鼓为这个时代鼓与舞

    ——藏族著名舞蹈家泽吉的非遗传承之路

轻快的鼓点、飞旋的舞姿，瞬间让现场观众感受到藏东康巴人飞扬、洒脱的激情……她，就是被誉为“热巴皇后”的藏族著名舞蹈家泽吉。

从舞台上的翩翩少女到桃李天下，30多年时光，泽吉不仅是用肢体、更是用心灵去舞，她见证并推动了这一民间舞蹈由“流浪艺术”登上“大雅之堂”，开辟出热巴舞传承的崭新天地。

植根于乡间沃土的艺术之花

“热巴舞融粗犷和柔美于一体，是藏族人民热情奔放、阳光向上的最佳体现。第一次观看热巴舞，我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泽吉说。

西藏昌都是康巴文化的发祥地，热巴、弦子、锅庄是当地三大民族舞蹈，而且十分普及。13岁那年，泽吉以昌都地区文工团小学员的身份第一次近距离观看热巴舞，就被飞旋的舞姿、热烈的鼓点深深吸引。初中毕业，她考进了地区文工团，从此开始了她的热巴艺术生涯。

热巴舞以铃鼓为主，融说唱、歌舞、杂技、气功、热巴剧于一体，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文工团很难学习到热巴舞的精髓，为此，泽吉借助政府组织挖掘保护西藏民间艺术的有利时机，不断深入民间，足迹踏遍10多个县，拜访了无数热巴老艺人，先后收集、总结出10多种不同风格的热巴舞。

“民间艺人是我最好的老师！”为学到原汁原味的舞步和唱腔，泽吉选择与老艺人同吃同住，跟随他们四处表演。最终，许多老艺人被她的坚持和诚挚所感动，并将这一艺术倾囊相授。

 “流浪艺术”走向更广阔舞台

 “热巴表演不能只局限于民间、西藏，应在全国乃至世界的舞台展现它的独特魅力。”怀着这份梦想，泽吉一边登台表演，一边自己开始创作热巴舞作品。

 泽吉在长期的表演中，通过不断探索，结合现代人的审美观念加入新的艺术元素，开始对古老的热巴艺术进行改编和创新。“一个是鼓点的创新，还有队形的创新。”泽吉表示，在传统的热巴舞1、3、6、9点鼓的基础上，她创新性地研究出了56点鼓，之后还创造了112点鼓。此前单一的动作跳法进一步丰富，热巴舞的连贯性、节奏性、技巧性在原有基础上再上一层楼。

 泽吉创编的《藏东赛鼓》《康鼓报春》等节目先后在美国、丹麦、日本等10多个国家演出上百场，被国外媒体赞为“中国民族舞蹈一绝”。多年来，泽吉创作的作品先后获得了国家级和自治区级各类奖项20多个。

热巴舞传承步入校园

多年的舞台表演，使泽吉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她深感理论知识缺乏。于是，她于2001年进入西藏大学深造，4年学习后便留校任教，热巴舞也随着她从舞台走上了讲台，开辟了民间舞蹈传承的新天地。

“校园里系统规范的传授，是保护传承热巴舞的好途径。”泽吉说。目前，身为西藏大学艺术学院舞蹈系副教授的泽吉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人才培养上，10多年来，她先后培养了数千名学生，热巴舞如同蒲公英的种子随风飘落各地、开花结果。

为了让更多学生容易学习热巴舞，泽吉开始整理出版热巴舞教材，初、中、高级教材即将问世，这将填补没有传统热巴鼓技教材的空白。

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泽吉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她说：“热巴从一门流浪艺术到今天的新生，得益于祖国的发展昌盛。只要我还拿得起热巴鼓，我就会继续为这个时代鼓与舞。”

作者：本报记者 尕玛多吉

来源：2019年1月30日光明日报【行走在光明大道上——纪念西藏民主改革60周年】

顿久老人的“国旗情”

本报拉萨2月26日电（记者尕玛多吉通讯员蒋姬）“每当我抬头看见悬挂在自家屋顶上的国旗，心里就感觉特别舒畅。”西藏山南市措美县哲古镇卓德村70岁的顿久老人站在国旗下告诉记者。从1971年起，每年的国庆、藏历新年等重要节日，老人都坚持将一面亲手缝制的崭新国旗悬挂在自家屋顶。如今，顿久已经缝制了100多面国旗。

“我与新中国同岁，我亲眼见证了我们国家从弱到强的巨大变化，包括西藏在内的各地各族人民生活越来越好，由衷感到骄傲和自豪。”顿久说。

顿久于1949年出生在一个农奴家庭，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说起坚持亲手缝制并悬挂国旗的缘由，顿久告诉记者，1971年的国庆节，顿久作为全自治区农牧民代表之一，有幸参加了拉萨布达拉宫前的首次升国旗仪式。“当看见鲜艳的五星红旗缓缓升起，在布达拉宫前迎风招展，瞬间感受到自己从一名农奴成为国家主人的无比幸福。那一刻，我掉下了激动的泪水。”从那时起，顿久开始学习缝制国旗并悬挂在自家屋顶，以表达他对党和国家的拥护与感恩之情。受他的影响，村民家家户户也都自发地挂起了国旗，成为一种传统。

“过去村民生活艰苦，是党的富民惠民政策使我们过上了今天的好生活，给我们牧区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对顿久缝制并悬挂国旗的这种爱国表达方式，全家都坚决支持，女儿仓决还专门负责准备缝制国旗需要的红缎、黄绸和棉线。沐浴在党的阳光下，顿久一家的日子越过越好，三个儿女都已分户生活，住上了“独家独院”的新房。

随着年事渐高，“穿针引线”渐渐难住了顿久。两年前，他决定购买一台缝纫机，苦练机械缝制技术，目前他已经熟练地掌握了3种不同规格的国旗缝制技术。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西藏民主改革60周年。采访中，老人自豪地展示出他专门为此缝制的一面两米长的国旗，他说：“缝制、悬挂国旗，是要不断告诫自己要倍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作者：本报记者尕玛多吉 通讯员蒋姬

来源：2019年2月27日光明日报【行走在光明大道上——纪念西藏民主改革60周年】

藏文书法家格芒·江白：

倾尽笔墨传承文化精髓

“人生可以有多种选择，如果让我重新来过，我仍然会痴迷于藏文书法的黑白世界，醉心于用笔墨传播民族优秀文化。”在一间10多平方米的书房内，一沓沓宣纸几乎占据了三分之一的空间，办公桌上笔墨砚摆放整齐，有些斑驳的墙上随意挂了几幅书法获奖作品……在墨香四溢中，藏文书法家、布达拉宫翰墨传承人格芒·江白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初识格芒·江白，是在2015年他的个人书法展上。展览现场，格芒·江白的百件藏文书法珍品集体亮相，其中作品《归巢》长13米，由造型各异的113只仙鹤组成，采用特殊笔法营造出静与动的强烈画面感，用书法的形式把人们带入对生命的无限遐想。随后，格芒·江白的书法作品相继在全国各地甚至国外举办展览近百场。

早在古象雄时期，藏文字就出现在雪域高原，后经7世纪吐蕃时期大学者吞弥·桑布扎改良、规范后，陆续出现了百余名藏文书法大家，成为独树一帜的硬笔书法艺术。目前，藏文书法字体主要分为乌金体与乌梅体两大类，其下又分出众多种类。2008年，藏文书法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藏文书法的独特魅力，植根于藏文化厚重、深沉的历史土壤中。”格芒·江白说。1968年出生于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的格芒·江白，13岁便拜入格尔登寺达杰大师门下，研习藏文，年幼的他由此对藏文书法产生了浓厚兴趣，陶醉在藏文书法的瑰丽世界里。

为了继续学习和提升书法功力，1988年格芒·江白离开家乡，先后在藏区各地游历、学习。这段时光，让他体验到种种艰难不易，但他最感到庆幸的是得到了启美贡布、旺堆才仁等几位藏文书法大师指点，最终他学到了10多种藏文书体的精髓，并逐渐积累了丰富的藏文书法专业知识。

学成后，格芒·江白在一所高级藏文化学院任教，将学到的藏文书法艺术传授给了数百名学生。任教15年期间，他相继撰写了《智慧之光》以及《名家书法真传》等有关书法的系列书籍。2009年到2013年，格芒·江白历时4年撰写了《西藏历代藏文书法字体精华集汇》长卷，囊括了现今所能收集到的177种藏文书法文体。

“书法不是束之高阁的艺术，而是推动文明进步的力量。”格芒·江白说。38年来，格芒·江白踏寻着历代著名圣贤及书法家们的足迹，终于在广为盛行的藏文字体基础上，创造了凝结着他对藏文书法全部心血的“江白新体”，新体得到了众多书法大家的肯定。2014年，以“江白新体”创作的书法作品《六字真言》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

“格芒·江白的书法作品可以遒劲刚毅、也可以是娟秀婉约。无论你识不识得藏文，看他笔墨间的行云流水和恣意洒脱，点顿之中都能感受到藏文化的博大精深和藏文书法的独特魅力。”对格芒·江白了解颇深的西藏书法家协会主席杨双举认为，他的作品恢宏大气、形神兼备，在开合中演绎民族风采，在笔墨间蕴含对民族文化的深情。

人们通常说“十年磨一剑”。而格芒·江白说，他的人生追求是终其一生在笔尖绘就雪域瑰宝，在笔墨间传承文化精髓。

作者：本报记者 尕玛多吉 本报通讯员孙文娟

来源：2019年3月18日光明日报【行走在光明大道上——纪念西藏民主改革60周年】

旧城改造让“藏东明珠”焕发新活力

强巴林寺雄踞在澜沧江源头，支流昂曲、扎曲在此交汇。站在寺外的观景平台上远眺，两条水系如同展翅欲飞的雄鹰的双翼，在两侧舒展开来，而中间昌都市区的全貌尽收眼底。

但同时，昌都市区地理结构的缺点也凸显了出来。地处横断山脉和三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流域，昌都市区被大自然“禁锢”了。长期以来，昌都市城市建设发展缓慢。截至2011年年底，市区建成区面积仅4.6平方公里，80%的旧城区未曾改造。

作为土生土长的昌都人，昌都市住建局局长永忠达瓦对曾经的生活环境印象深刻。老城区普遍建筑密度大，布局杂乱，处处残垣断壁；房屋多以土坯房为主，使用时间长，危旧房众多，通风、采光条件差，消防、抗震安全隐患大；道路狭窄泥泞，无给排水等配套基础设施。“可以说是污水横流、垃圾乱堆。”永忠达瓦深有感触。

此外，老城区人员居住混杂，社会治安案件易发多发；部分群众无序迁入昌都城区周边，在地质灾害隐患区非法私建房屋，造成管理失控。旧城不仅影响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也制约了昌都的城市发展和社会进步。旧城改造势在必行。

为山九仞，岂一日之功。旧城改造，关键是唤起老百姓的积极性。改造固然好，但是面对这么大的工程量，昌都老百姓的心里不免犯嘀咕。为此，昌都市在前期进行一对一的入户调研，宣传党的政策。同时，对老百姓最关注的补偿问题，昌都市按照一比一的面积进行置换。“要把老百姓放在心里，知道了政府让利于民的出发点，他们搬迁的积极性就提高了。”永忠达瓦说。

涉迁面积广、户数多，旧城改造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改造期间，搬迁的老百姓如何安置？昌都市的领导干部把奉献精神体现在工作的第一线。除了提供安置补助，许多领导干部还把自己家的公租房、周转房让了出来，而自己则住在单位。“我们住在单位也是为了方便工作。”回忆起当时的生活，永忠达瓦笑着说。

经济的发展为提升城市空间发展布局、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了不小空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在旧城改造的过程中，面对市区面积小、人口密度大的矛盾，昌都市用“立体”建造的理念盘活了城市空间的各要素。

昌都市主城区商圈人流及车流大，极易造成拥堵现象。西藏自治区第一个公路下穿隧道在昌都的出现解决了这一瓶颈。隧道下方行车，上方修建了茶马广场。人车混行的局面改变了，老百姓也有了文娱活动的场所。同时，昌都市把地形的劣势转化成了优势。城市公园建在了山坡上，不仅节省了城市用地，还营造出了一幅城在山中、水绕城旁的城市景观。

拆迁居民1300多户，改造、改建道路27条，总长度约31公里；改造提升城市给排水管网35公里，新建管网50公里；改造、新建市政桥梁6座……3年的时间，昌都用一份优秀的成绩单书写了“藏东明珠”的新传奇。

时间短、工期紧，但昌都市在建设质量上一点都不含糊。委托建筑专家成立专门小组，每日巡查工地；组织回迁户代表担任质量监督员，全程参与工程质量监督。在茶马广场旁的江嘎小区里，曾经住石木搭建成的简易板房的泽觉老人，现在住上了宽敞明亮的新房子。谈起这样的变化，“感谢党和政府”成了泽觉老人说得最多的话。

虽然说旧昌都有了新面貌，但是建设者却没有忘掉乡愁。围绕着这样的主题，旧城改造从规划到实施紧紧围绕民族文化的主题来发力。独具康巴特色的茶马文化城、匠心设计的街面，体现了多民族交流融合的细节，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享受到了传统和现代化完美结合的生活。同时，这也使得昌都成为“中国传统建筑文化旅游目的地”，成为续写文脉、幸福宜居的最好注脚。

从4.6平方公里拓展到12.6平方公里，现在的昌都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10多年前，昌都农行大厦是这里唯一的地标性建筑。而现在，在高楼林立的昌都市区里已难寻当年的地标。地标的变迁，见证了城市的发展。

“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昌都市委书记阿布用一句话总结了昌都的变化。三江携水，历史轮回。古代的昌都，曾经是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的重要枢纽。后来，昌都见证了西藏第一面五星红旗的升起。而今天，昌都探索出了一条因势而建、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因势借景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作者：本报记者 王远方 尕玛多吉

来源：2019年03月21日光明日报【行走在光明大道上——纪念西藏民主改革60周年】

挪出“穷窝窝”共创“好生活”

    ——达若村的脱贫路

从昌都市区出发，沿着317国道驱车20分钟便到达了卡若区如意乡达若村。村子里一幢幢现代楼房依山傍水，一排排藏式小院整齐划一，俨然一个大山里的“城市小区”。然而10多年前，达若村的村民从未想过生活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

异地搬迁找出路

达若村村民原来分散居住在达玛拉山腹地的自然村里，海拔高，人畜混居，没有公路，村民每天还要从村子外背水来用。自幼出生在这里的泽仁扎西老人对儿时的生活印象深刻。当时，泽仁扎西从山上下来就要4个小时，再走到昌都城区还得近一天的时间。更困难的是，家里条件差，穿不起鞋，泽仁扎西就赤脚走在砂石路上。“出去一趟，脚底全都磨出血了。”回忆起当年的生活，泽仁扎西老人的话语中充满着辛酸。

“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满地，牲畜满村跑，垃圾满天飞，下山走道一走滑三滑、上山走道一爬喘三喘”是达若村曾经的真实写照。位置偏僻、资源匮乏，让这里长期同外界脱节，社会发展严重滞后。

打赢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战，关键在于找准导致贫困的主要原因，采取有针对性的脱贫攻坚举措。2006年，西藏自治区开始实施农牧民安居工程。安居工程以“政府扶一点、援藏帮一点、银行贷一点、群众筹一点”的方式，最大限度降低了农牧民群众建房成本。从普通农牧民家庭到绝对贫困户，补助标准从1万元到2.5万元不等。农牧民安居工程以“宜改则改，宜建则建，宜迁则迁”的原则，尊重农牧民群众的选择，尊重农牧民群众的生活习惯。

实施搬迁不仅是为了满足群众生存需要，更是为了长期的发展，让群众脱贫致富。有了政策上的保障，从2006年起，达若村的老百姓走上了异地扶贫搬迁的道路。“当年有18户率先搬下来，每户获得1.5万元的补贴。”达若村党支部书记罗布泽仁说到。

“第一批搬迁的时候，觉得特别麻烦。但是后来看到新家园交通方便、小孩子们上学也近了，我自己也挺羡慕的。”58岁的藏族大妈贡秋说到。看到了别人搬下去后生活发生的变化，达若村的乡亲们用实际行动响应号召，2014年搬迁工作全部完成。

在搬迁的过程中，达若村通过政府扶持加群众自筹的方式，投入资金实施了道路硬化、农电改造、人畜饮水、环境绿化等工程，积极改善村级活动场所建设，建成了农家书屋、村民活动广场、村卫生室、村级幼儿园等，为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提高村民综合素质搭建了平台，奠定了基础。

达若村的第一次转变，使村民们从深山里走了出来，住上了新房，喝上了自来水，用上了电。

致富有路劲头足

最开始，习惯了放牧和种地的达若村百姓走出大山后，日子仍然不富裕。农民富，农村强，关键要靠领头羊。早在1998年的时候，当地公路建设需要矿石材料，罗布泽仁便组织当地人收集石料卖给建筑公司。一直以来，砂石运输生意成了达若村集体收入的主要来源。效益好时，一户人家年均收入达5万~10万元不等。

搬出来不是目的，富起来才是村民们的期待。从曾经闭塞的山区搬到了317国道沿线，达若村的村民要致富，罗布泽仁成了他们最信任的“致富带头人”。选对一个人，振兴一个村，罗布泽仁带领着村民们探索出了一条致富新路子。

达若村的第二次转变，就是立足资源与区位优势，兴办集体经济。2006年，达若村建立村集体砂石原料场和石材加工厂。2009年，村里集资购置了大型装载机、碎石机、搅拌机等，组建了达若村农牧民施工队。2012年，达若村15户村民组织的糌粑加工厂成立。现代化机械让传统的糌粑生产提质增速，据达若村村支部副书记土丁尼玛介绍，目前糌粑加工厂的年盈利在20万元左右。

达若村变了，在外打工的年轻人也回来了。“以前只能守着土地和牛羊，打工也只能到别处去，累了一天收入并不高。可如今，我们可以在自家门口务工了。”谈起村子里的变化，村民多嘎高兴地说。

农民富不富，关键看收入。村办集体经济的建立，不仅有效地解决了村里百姓的就业问题，还为全村带来了不少收入。2018年，达若村首次迈入万元村，人均纯收入达到了12724.4元。除了给村民的分红和村公共设施开支外，达若村从2009年开始每年拿出40万~50万元为群众发放面粉、大米、粮油等生活用品。

“我觉得这一切都跟做梦似的。”回忆起这么多年以来的变化，住到新房子的扎西老人说出了自己的感受。当年，从村子里走到昌都需要一整天的时间；现在，坐着孩子们的汽车，只要20多分钟扎西老人便能到达昌都市区。从一整天到20分钟，异地扶贫搬迁拉近的不只是村子与市区的距离，更是党心与民心的距离。

作者：本报记者 王远方 尕玛多吉

来源：2019年03月25日光明日报【行走在光明大道上——纪念西藏民主改革60周年】

“民主改革第一村”的幸福生活

捧起一把刚撒下种子的泥土，今年72岁的索朗顿珠老人深深吸了一口泥土的气息。春回大地，新的希望开始孕育。然而，60年前的他从未在这片土地上感受过春暖花开的舒畅和惬意，寒冷贯穿着一年四季。

“我从8岁开始就在克松庄园里为农奴主干活。早晨五点半起床，一直干到晚上收工，一天的报酬只有1升糌粑。全家吃不饱、穿不暖，只有干不完的活和还不完的债。”1959年3月28日，中国共产党在西藏实行民主改革，打破了封建农奴制的枷锁，索朗顿珠一家终于分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日子开始越过越好。

克松社区位于西藏山南市乃东区，是旧西藏农奴主索康·旺清格勒在山南的6大庄园之一。1959年西藏平叛后，克松是西藏第一个进行民主改革的村子，因此被称为西藏“民主改革第一村”。1959年12月2日，民主改革工作组在这里成立西藏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此后，克松村相继建立了西藏第一个农民协会、第一个人民公社、第一个完全小学。

克松能够成为西藏“民主改革第一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里的农奴受压迫程度很深。年近80岁的拉珠老人还记得，当年农奴主十分嚣张地告诉全村人：“只要我高兴，我可以把你们捏成泥，也可以把你们揉成绳系在腰上。”拉珠正是当年农奴主口中的“泥和绳”，不过今天他却成为村里的富裕户。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记者，过去在农奴主的压迫下，农奴终年住在臭气熏天的牛圈里，成天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还要从早到晚地干活，许多人因为饥寒和劳累而死去。当时还是孩子的拉珠清楚地记得，他和成年人干一样的活，稍不如农奴主的意，就是挨一顿毒打。

1986年，拉珠在村里第一个大胆贷款买了辆翻斗车，跑起运输，每年收入好几万，日子一下子就红火起来。眼界开阔后，拉珠的思想观念开始发生转变。近年来，在克松村党支部的指导帮助下，拉珠果断转变经营方式，卖了翻斗车，购买中巴车跑起了客运。如今，拉珠一家拥有1辆油罐车、1辆东风牌卡车、3辆出租车、2辆中巴车，年收入达30多万元。在他新建的两层藏式小院，记者看到，一层是粮食和杂物储藏室，二层是客厅、卧室和厨房，总面积达360多平方米，大小房屋18间。拉珠老人现有5子3女和12个孙辈，生活其乐融融。

在村庄的一角，一个新搭建的五六百平方米的阳光温室内传来阵阵欢笑声，10多名中年汉子借着春播后的闲暇玩起了“打牛角”的传统健身游戏。围观的群众则一边喝着甜茶、一边吃着小吃不时为击中牛角的“运动员”鼓掌。一旁最开心的自然是这家运动场和餐馆的老板边巴。作为农奴的后代，今年58岁的边巴利用免费的健身项目招揽客人，将餐饮生意搞得红红火火。同时，他与大儿子成立了一家农民施工队，在山南周边从事建筑施工。全家年收入150万元以上，成为村里的富裕户。

“原来农奴劳动是为了庄园主，改革后劳动成果都是自己的，创造美好生活的想法被激发出来了。”居委会党支部书记边巴次仁说，从木犁、锄头到拖拉机、收割机，克松社区目前基本实现了农业机械化。解放出来的劳动力跑运输、外出务工，2018年全社区经济总收入3427.47万元，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9735.5元，是1978年的98.7倍。2017年，全村实现全部脱贫。

每天清晨，索朗顿珠老人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把曾孙边巴丹增送上幼儿园的校车，当年连自己签下卖身契约内容都不认识的他，对曾孙的最大期望就是“学有所成、报效国家”。边巴次仁介绍说，目前全社区幼儿园和小学的入学率达到百分之百，几十年来，克松社区已有400多人从各级各类学校毕业，投身在建设家乡的各行各业，目前仍有200多名学子在校就读。

今年3月28日，是西藏设立“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10周年。在索朗顿珠家的院子里，他的另一个曾孙身着一身金黄色藏装，骑着红色滑板车，在院子里四处玩耍，3月28日，小曾孙将迎来两周岁的生日。索朗顿珠为曾孙起名“朗卡”（藏语意为天空）。索朗顿珠说：“过去我们没有呼吸的自由。今天，在党的好政策下，孩子们的未来像天空一样广阔。”

作者：本报记者 尕玛多吉 王远方

来源：2019年3月26日光明日报【行走在光明大道上——纪念西藏民主改革60周年】

通麦天险通了老百姓致富的路子也就通了

在318国道林芝市波密县通麦村段，李朝江正在自家的店里招待过往的客人。“每天大概接待两三百人前来就餐，营业额大概在五六千元左右。”李朝江介绍，318国道上的货车司机、自驾车游客、驴友是现在店里的常客。在通麦村打拼了近20年的李朝江，深知面前这条路对自己命运产生的影响。

生命线通畅后的“受益者”

2000年，李朝江第一次来通麦就是走的眼前这条路。当时，李朝江坐在货车的车厢里从四川老家出发，花了一周的时间来到通麦。初到通麦的李朝江在一家小饭馆做厨师，每个月收入只有800块钱。

当时，通麦村旁的这条土石路是整个村子的生命线，外来物资、人员都只能通过这条路来往通麦。然而，这条不起眼的土路却是著名的“通麦天险”。通麦天险，是川藏公路上的一道险关，曾经被人们称为“通麦坟场”。这段路处于“世界第二大泥石流群”，沿线的山体土质较为疏松。有人说，没走过318国道的通麦天险，就不知川藏公路的艰难。就在李朝江刚到通麦村没多久，通麦村的这条生命线因特大泥石流灾害中断了几个月。“那个时候都是靠政府的救灾物资生活的。”说起刚来通麦的生活，李朝江印象深刻。

“晴天的时候，车子走起来都是灰，远远看起来跟火车开过来似的。”李朝江回忆说。加之附近遍布雪山河流，雨季多发滑坡、泥石流、塌方等自然灾害。“村子里有个规矩，下雨天不出门。”通麦村村委会主任嘎玛次仁说。

318国道通麦段就是这么一条“任性”的道路，它一方面给了村子便利的交通；另一方面，却又用频发的自然灾害制约着通麦村的发展。通麦村村民迫切期待着改变，不仅是道路条件，更是生活水平的改变。

2012年，通麦村迎来了重要转机。318国道通麦村段经过整治，原来的土石路被柏油路替代。生命线通畅了，通麦村致富的路子也宽阔了。随着游客的增多，李朝江嗅出了其中的商机。干了十几年厨师的他创业也不忘本行，在路边开了农家乐。

“菜是自家种的，家畜是自家养的。”李朝江的农家乐主打绿色生态，吸引了过客的目光。从最初每天一千多元到如今五六千元的营业额，通麦天险的畅通让李朝江踏上了致富的路子。

“路修好了，什么都方便，村民们的房子都比原来好了很多。”从小出生在通麦村的村委会主任噶玛泽仁来说，一条路给村子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他看得最清楚。

天险奇路上的“守护者”

“我们村靠这条路富起来了，我最感谢的是那些养护道路的武警官兵们。”作为“受益者”，噶玛泽仁没有忘记这条天险奇路的“守护者”。

其实，通麦村所在的路段只是全长约25公里通麦天险的一小部分。如今，在通麦村旁边湍急的易贡藏布上，新建的通麦特大桥横跨天堑。而紧靠特大桥下游的两座小桥，诉说着当年通麦天险的艰险和道路守护者的故事。

2000年4月，易贡特大滑坡形成的堰塞湖摧毁了原有的通麦桥，一座连接川藏公路大动脉的单向行驶的钢架桥和一座施工便桥在原址建起。也是从那个时候起，武警某部交通第三支队守护起了包括这座咽喉桥梁在内的通麦天险路段。

当年守护通麦天险有多危险？养护四大队大队长王发明和战士们心里最清楚。每年至少300次灾害，战士们几乎每天都在抢险救灾、疏通车辆。面对随时可能到来的次生灾害，战士们从没考虑过自己的安危。王发明还清楚地记得一次极其危险的经历。2005年的时候，一位战士正开着装载机清理砂石。突然道路塌方，装载机带着战士一同跌落谷底。幸好战士被甩出驾驶室，落在了草丛中得以幸存，而他驾驶的装载机早已摔得粉碎。

缺氧不缺精神，虽然危险，但是冲得上是这群守护者最显眼的标签。“见过最大的落石有汽车那么大。”危险随时可能到来，但养护十三中队的老兵任洪波却把道路畅通作为自己12年军旅生涯最大的成就。

通麦天险整治计划于2012年起开始实施，2016年全线完工通车。

通麦天险，险在地质条件不稳定，其中的102段滑坡群被称为“世界地质灾害博物馆”。面对复杂的地质环境，建设者们用102隧道、飞石崖隧道、小老虎嘴隧道、帕隆1号隧道、帕隆2号隧道和通麦特大桥、迫龙沟特大桥组成“五隧两桥”穿山跨河，取代了318国道原有的危险难行路段。

天堑已变坦途，但守护者的责任并没有结束。

“虽然道路通畅了，但我们的任务并没有减少。”养护十三中队指导员邢炜介绍，随着车流量的增加，目前养护工作的重点是对路面病害的处理和路边防护设施的维护。“这条生命线就是我们交通筑路兵的第二故乡。”邢炜边说边拿起铁锹仔细清理着道路边沟，方便积水及时排走。

通麦天险通了，川藏生命线就通了，老百姓致富的路也通了。当年，许多先烈为川藏线的建成奉献了生命，而今天这条生命线上依然有人在默默地守护。他们守护的不仅是责任，更是藏区百姓的希望。

作者：本报记者 王远方 尕玛多吉

来源：2019年3月28日光明日报【行走在光明大道上——纪念西藏民主改革60周年】

鲁朗镇旅游业的两次升级

在林芝市巴宜区鲁朗镇扎西岗村，来自北京的游客赵群立跟平措大叔又见面了。10年前，赵群立首次来到平措大叔的家庭旅馆，淳朴和睦的藏族文化、山清水秀的自然风光给赵群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0年后，村子里的景色依然令人神往，而鲁朗镇的面貌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游客多了，管理者愁了

鲁朗镇位于318国道沿线，一眼望去就能看到巍峨的雪山、葱茏的林海和古朴的村庄。这里是工布藏族文化的核心区，传统的栅栏、木瓦房顶、宽敞院落形成了工布藏族民居独有的建筑风格。村子里的百姓们虽然享受着自然馈赠的美景和特色民族文化，却长期为生计发愁。扎西岗村村主任乔介绍，当年村民靠砍树、卖树为生，不仅破坏了生态，而且收入有限。1998年的时候，外来游客的到来让平措大叔萌发了开家庭旅馆的想法，鲁朗镇的改变也从那时开始的。

这么多年来，平措大叔总是将自家的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为的是给客人一个舒适的落脚点。平措大叔又被亲切地称为“名片大叔”，20余年的时间里，他收集了上万张客人的名片。这些名片，平措大叔有特殊的用途。“客人们的东西忘掉了，我就按照名片上的地址给他们寄过去。”平措大叔说。

随着318国道的不断改造升级，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惠及鲁朗镇的群众。靠开家庭旅馆富起来的平措大叔没有忘记周围乡亲们，遇到客满的时候，平措大叔总是第一时间把客人介绍到其他旅馆。“我主要把客人介绍到那些贫困户家里。”平措大叔的这点“私心”让村子里不少贫困户有了新的收入来源。随后，村子里的百姓们纷纷向平措大叔看齐，开起了家庭旅馆。鲁朗镇群众经营的家庭旅馆数量不断增加，百姓们的收入也随之提高，鲁朗镇第一次升级是“量”上的变化。

在鲁朗镇家庭旅馆规模扩大的同时，旅游的负面问题出现了。当时，很多村民简单地认为旅游就是让游客在村子里骑马、射箭，体验乡村生活。从长期来看，低端的旅游体验并不能带来持续性的客流量。此外，粗放式管理、散漫的经营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感到不满。“当时游客看到我们这边设施差、卫生条件不好，毫不犹豫就离开了。”村民达瓦乔回忆道。在经营初期，鲁朗镇恶意竞争、游客投诉等问题也时有发生，甚至造成亲戚邻居失和。同时，镇子原有建筑无规划、无风格以及私搭乱建的现象比较突出。特色旅游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摆在管理者面前的一个难题。

转变观念，旅游变身高端体验

“当时我们一直在追求数量上的增长，忽视了游客的体验。”鲁朗镇党委书记边巴说道。要改变命运，先改变观念。面对存在的问题，村子里的百姓也在变。拉巴次仁从多年的经营中摸索出来了“秘籍”——“我们要在细节上做好，比如卫生和服务方面。”从“粗放”到“集约”，观念的转变让鲁朗镇的旅游开始走上了正轨。鲁朗镇的第二次升级由此开始。

为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政府在2009年以贴息贷款的方式，选中4家家庭旅馆进行升级改造，每户给予4.3万元的资金补助。有了干净的卫生间和舒适的床铺，家庭旅馆的面貌焕然一新，游客们体验藏族传统民宿有了好去处，品质的提升反过来带动了数量的增长。

2017年，在广东省的对口支援下，总投资38亿元的鲁朗国际旅游小镇项目竣工，鲁朗小镇的旅游事业驶上了快车道。有了多年来的旅游发展经验，“脱胎换骨”的鲁朗小镇把服务与质量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管委会对家庭旅馆的从业人员进行酒店服务、餐饮方面技能的培训。“当时政府专门组织我们去拉萨学做藏餐。”饮马泉藏家庄园老板拉巴次仁做藏餐的手艺就是那个时候学到的。

近年来，国内旅游市场呈现井喷式发展，管理上的不到位带来了很多负面问题：秩序乱、环境脏、服务差、特色弱，坑客宰客、诚信度低……那么，同样处于旅游经营快速发展阶段的鲁朗镇如何避免类似的问题？鲁朗镇的管理者从管理上做好了提前谋划。“2017年，我们拆除了三处违章建筑。”鲁朗景区管委会副主任谢斌辉介绍，为保证景区风格整体统一，管委会对商户的外墙立面、招牌等进行统一规划。与对违规商户进行单纯的行政处罚不同，管委会转变思路，凡是符合规划要求的商户均能享受到政策或资金的扶持。这样的改变让管委会从被动执法到主动引导，商户们更是积极进行配合。

制度保障，百姓致富有奔头

随着鲁朗国际旅游小镇的建成，一批高档酒店入驻小镇。看着小镇日趋现代化，平措大叔一点都不担心客源流失，“我们这些家庭旅馆住有特色，吃有特色，环境也有特色”。边巴书记介绍，旅游小镇建立起来后，周边村落主打藏族特色文化旅游。游客可以在达瓦乔家里体验骑马、射箭，还可以去桑吉卓玛家庭旅馆里围着篝火跳起锅庄舞，抑或是去平措大叔家里品尝地道藏餐。“这就是家庭旅馆最吸引人的地方。”边巴书记说道。现在的小镇里，既有高端旅游，又有特色文化。两者相得益彰，互为补充，鲁朗小镇的这盘棋下出了管理者的智慧。

此外，由于小镇刚建立不久，内部商户处于创业初期，鲁朗景区管委会对符合条件的商户提供了多项扶持政策。如营业前3年免租金，旅游淡季提供资金补助，以维持店铺正常运营，在鲁朗镇打拼了近20年的王均兰对此称赞不已。此外，管委会对商户在用电、用水方面都有相应的优惠政策。“我们店里现在能同时接待1000多人。”有了政策上的支持，王均兰自家的石锅鸡生意做得愈加红火。

同时，为了避免景区价格不透明给游客带来负面体验，管理者在价格标准的制定上下足了功夫。石锅鸡是鲁朗小镇的一大特色，也是游客重要的体验项目之一。为此，鲁朗镇专门成立了石锅鸡餐饮协会，对石锅鸡的配料、分量、价格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如此细致的标准，一方面避免了商户之间恶性竞争，同时也让价格透明化，避免宰客现象的出现。同时，鲁朗镇还对酒店、家庭旅馆的房价进行监督，明码标价的规定让游客有了选择的主动权。

雪山、峡谷、草甸、森林、河流、湖泊、民居……现在的鲁朗小镇俨然一幅山水田园画卷。“旅游小镇是根据地势而建的，不破坏地形，更没有挖山毁林。”韩斌辉说道。良好的生态环境是鲁朗镇百姓富起来的家底，管理者们高标准建设了垃圾转运站、污水处理厂等环保配套设施，并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小镇里垃圾、污水必须经过严格处理，确保不污染环境，不给环境造成负担。

2014年，作为鲁朗镇扎西岗村的致富带头人，平措大叔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我要主动帮助困难户，让村子里的百姓都能过上幸福生活。”平措大叔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从曾经的野蛮生长，无序竞争，到现在政府监管、行业自律、规范发展，如今的鲁朗镇，旅游有了持续发展的动力，老百姓的收入水平有了明显提升。从2011年靠打工一年赚三四万元到如今靠旅游年收入近50万元的村民拉巴次仁就是这一变化的缩影。

作者：本报记者 王远方 尕玛多吉

来源：2019年4月2日光明日报【行走在光明大道上——纪念西藏民主改革60周年】

党旗引领珞巴族百姓走上致富路

在林芝市米林县南伊珞巴民族乡琼林村，村党支部书记达娃正在给游客介绍珞巴族的传统服饰：头上戴的是熊皮制作的带檐圆帽，帽后的兽皮用来抵挡射来的弓箭，上衣是由牛皮或者羊皮制作的。从珞巴族的传统服饰上，还能清楚看到当年游牧狩猎生活留下的痕迹。

在达娃所穿民族服饰的最显眼处，悬挂着一颗鲜艳的党徽。一枚小小的党徽，折射了近几十年来珞巴族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作为全国人数较少的民族，南伊珞巴民族乡是珞巴族的重要聚居地。长期以来，珞巴族深居山林，以狩猎为生，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小的时候，生活就是今天吃得饱，明天吃不饱的状态。”78岁的珞巴族大妈亚保回忆道。当时的珞巴族群众生活水平连最基本的温饱都达不到，过着十分艰苦的日子。

1965年，国务院正式批准珞巴族为我国第55个少数民族，并由政府出资修建房屋，将散居在南伊沟的珞巴族群众从高山上搬迁到条件较好的平原地区。从此，珞巴族百姓开启了崭新的生活。

下了山，朴实的珞巴族百姓以农业、畜牧业维持生活。2002年，为恢复生态环境，当地在南伊珞巴民族乡实施退耕还林，珞巴族多年来耕种的土地被改造成了林地。“当时大部分人都是主动接受的，因为气候条件的原因，这里的庄稼产量并不高。”谈起当时的情况，达娃印象深刻。

百姓富得快，全靠支部带。没了耕地的珞巴族百姓，一时为生计发愁。转机来自南伊珞巴民族乡旅游业的兴起，凭着独特的珞巴族文化和“世外桃源”南伊沟的美景，长期以来“藏在深闺人未识”的南伊珞巴民族乡吸引了外来游客的目光。然而，当村子里的外来人逐渐增多时，珞巴族的百姓们一开始还不能适应。“那个时候，游客多了，老百姓感觉自己安宁的生活被打破了。”琼林村党支部书记达娃回忆道。要走致富路，首先要转变观念，村子里的党员干部积极给百姓们做思想工作。“在珞巴族的文化里，老人的话是很重要的。”达娃说。

观念转变了，老百姓尝到了旅游富民的甜头。依托着南伊沟的自然美景，南伊珞巴民族乡琼林村的百姓陆续参与到旅游经营中，而旁边的才召村则主打珞巴族特色文化旅游。现如今，开家庭旅馆，卖特色农产品和小吃，展示珞巴族特色文化……在南伊珞巴民族乡，珞巴族百姓过上了幸福美好的生活。“现在村子里的百姓们每年都有旅游分红的收入。”南伊珞巴民族乡副乡长次仁罗布介绍。

除了带领珞巴族的百姓们富起来，村子里的党支部还根据实际情况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放牧是珞巴族百姓的传统，针对牧场分散、位置较远的实际情况，南伊珞巴民族乡积极将支部前移。首先，支部将旗帜进行前移，让国旗飘扬在南伊珞巴民族乡牧区的每一个屋顶，提升百姓们的爱国意识。其次，将阵地前移，党员干部深入珞巴族群众在牧区设立的木屋、帐篷，积极传达党的政策和关怀。再次，将服务前移，针对牧区位置偏远、人烟稀少的问题，党支部主动将药品、电筒等物资送到牧区百姓手中。最后，将活动前移，党组织定期前往牧区举行升国旗等仪式，增强百姓们的爱国情。

 除了在偏远的牧区，村子里的百姓们也时刻能够感受到党支部的力量。在南伊珞巴民族乡才召村，一张《才召村党支部无职党员认岗认责情况一览表》引人注目。巡山护林岗、环境卫生岗、民族团结岗、扶贫帮困岗……村子里的珞巴族党员积极主动承担带头人的作用。“这些党员都是咱们村子里的村民，最熟悉情况，也最能让百姓信任。”次仁罗布说。

在今天的南伊珞巴民族乡，旅游业、畜牧业、林下资源采集业……多种致富渠道盘活了村子的发展道路。数十年前还过着狩猎、采集和刀耕火种原始生活的珞巴人，如今过上了衣食无忧、住房宽敞的幸福生活。“感谢共产党！”亲身经历了这一变化的亚保老人难掩感激之情。

珞巴族缺少本民族的文字，语言只能依靠口耳相传的方式进行传承，这给珞巴族的文化传承带来了极大挑战。据达娃介绍，近年来，村子里对于珞巴族文化的弘扬做了很多工作。附近的小学开设兴趣班，向孩子们教授珞巴族的民族语言。同时村子里还会邀请一些珞巴族的老人，向孩子们讲述本民族的故事，增加孩子们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认同感。随着旅游的发展，珞巴族的文化有了更好的传播渠道。亚保大妈利用闲暇时间，将珞巴族传统的织布、竹编工艺展现给外来人，不仅让更多人了解了珞巴族文化，也增加了自己的收入。旅游能够带动珞巴族文化的传播，珞巴族文化也能促进旅游的发展。此外，政府对珞巴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认定，让民族文化的传承有了保障。

胸前一枚小小的党徽，肩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作为西藏自治区的人大代表、珞巴族的“代言人”，达娃书记不仅将珞巴族百姓的民意民情、所思所想及时反馈，并且还成了党的政策宣传员。“希望珞巴族传统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承和保护。”看着村子里一天天的变化，达娃说出了自己的心愿。

作者：本报记者 王远方 尕玛多吉

来源：2019年4月4日光明日报【行走在光明大道上——纪念西藏民主改革60周年】

西藏白朗：

高原上的现代化瓜果蔬菜产业园

初春时节，记者沿着年楚河来到日喀则市白朗县，当西藏其他地区正忙着撒下第一粒青稞种子，白朗县已是瓜果飘香、蔬菜翠绿，一座座蔬菜大棚矗立在广阔田野上。白朗，一个现代化瓜果蔬菜产业园崛起在雪域高原。

位于年楚河流域的白朗县，素有“西藏粮仓”之称。传统上，当地农民以种青稞、小麦为生，既不懂蔬菜种植，也基本不吃蔬菜。1998年，白朗县政府和山东援藏干部开始动员村民种植大棚蔬菜，并从山东聘请了30名农民技术员，负责生产和技术指导，要求每名技术员带领4名当地农民学习蔬菜种植，并向当地农民免费提供大棚、菜苗和技术支持，这一举措大大调动了藏族农民学种菜的积极性。

经过20多年的发展，瓜果蔬菜渐渐成为白朗县的一项支柱产业，并不断向产业化、规模化、标准化方向迈进。白朗县委书记陈昊介绍，如今白朗县把发展万亩有机果蔬作为重点，2018年白朗县新建高效温室大棚4200亩，计划今年种植面积超过1万亩，预计产值达4亿元。

通过政府引导，培育市场主体，与内地科研机构合作建立科技支撑，是白朗县蔬菜产业发展三大“法宝”。在具体实施中，白朗县采取了“龙头企业+生产基地+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陈昊说，白朗通过招商引资，引进国内外大型龙头企业，如中农圣域、山东寿光农业控股集团等，企业建立蔬菜生产基地直接使当地农民成为产业工人。另外，成熟的蔬菜品种技术也通过基地向普通农户推广，使全县农户受益。就蔬菜产业来讲，全县7000多农户，有3000多户直接参与，带动农户年增收30000元以上，是种青稞收入的10倍以上。

在一座座长300米、宽20米的阳光果蔬大棚里，种植着黄瓜、草莓、人参果等不同蔬菜瓜果。当地农民潘多受公司雇用在这里已工作了3年多，勤奋肯学的她每月能挣5000元工资，这比她过去在家务农年收入仅有10000元左右高出很多。她说：“收入还不错，重要的是我还学到了现代农业技术和农业经营经验管理。”

同样的土地，在观念转变后结出了“金色的”果实。在发展蔬菜种植产业前，彭仓村村民多以种植青稞和饲养牲畜为主要经济来源，对于蔬菜种植的概念几乎一片空白。2002年，因为彭仓村临近公路，交通便利，县政府便将该村列为蔬菜大棚技术推广示范村。然而，彭仓村蔬菜种植推广过程却遭遇重重阻碍。

“那时种蔬菜对村民们来说还是新鲜事物。”村支部原书记巴桑旺堆说，村民担心有限的土地种植蔬菜后粮食就会不够吃，实际上种蔬菜要比种青稞价格高出许多。彭仓村村民们尝到甜头后，开始大规模种植蔬菜。到2011年，在蔬菜产业拉动下，彭仓村成为全乡第一个人均收入过万元的村子。

作为中农圣域公司的技术总监，赵光伟2016年来到白朗，他对白朗发展蔬菜产业充满信心。他说，白朗虽地处高原，却有三大优势，一是拥有纯净的自然环境，另一个是年楚河流域是西藏最适合农耕的区域，土壤肥沃、灌溉条件较好，耕作技术比较成熟，再加上年日照时间长达3200小时以上，日平均温差在10度以上。他认为，白朗的这些优势就是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不可替代的。

山东省第八批援藏干部、白朗县委常委、副县长鞠正江说，白朗县正着手计划在全国树立“五彩天域、有机白朗”的地域公共品牌，到2020年，全县农牧业产值实现17亿元以上，增加群众收入4.25亿元。目前，当地已达成“全国蔬菜看寿光，西藏蔬菜看白朗”的共识。

作者：本报记者 尕玛多吉 王远方

来源：2019年4月7日光明日报【行走在光明大道上——纪念西藏民主改革60周年】